翻过“不惑”的门槛,就急了,白发催生,皱纹满面,眼底便吊起个大袋子来,想要网住岁月的尘土,在眼帘过滤。过了四十岁的男人,日子不是过,是绮想,是做梦,是恨不能即刻“知天命”,抵达命中注定的境界。而临近这个岁数时,即使身强力壮,心便开始老了,老的标识之一便是健忘,且容易陷入回忆。
忆即是追记,回呢,便是回到从前。哦,曾几何时,曾几何时……
半年的“高中”时光
1969年秋,无书可读的农村伢听到一个好消息:武昌县革委会批准,在邻近金口古镇的范湖乡开设一所高中,凡初中毕业者皆可报名。我正在此列,便拎着咸菜罐背着行囊顺利入学了。
名曰高级中学,其实就是在一片平坝上修了两憧房子,整了个操场,校门前竖两个砖垛子,上边架个弧状铁框,框上标几个大字而已。
学校只这样子,学生却多得住不下,可见求学的农村伢并不在乎吃住。我家离此甚远,每半月回家一趟,背米在食堂搭伙,自备酸腌菜,腌豆豉之类的咸菜,适当交几块钱的搭伙费和小菜钱,便算是解决肚子问题了。
老师人数不多,却是县内的教学尖子,都极负责,备课一丝不荀,授课滴水不漏,生怕求学的参差不齐者再失去长知识的机会。我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只读了小学六年书,整个初中三年,几乎没摸过课本。因此,我所在的高一年级,上的却是初中的课,老师戏称“回炉”。
课余时间,全校唯一的篮球场上,总是人满为患,那时候师生感情融洽,球场上你争我夺,争吵嘻闹是常事。宿舍呢,是几十号人一间房,都睡上下辅结构的“两层楼”架子床,只是床与床紧挨着,空间太小。记得好友刘家林练健子肉,是找的两根棍子。他将木棍往床 两头一架,便是“双杠”了,他是每天早晨在“双杠”上折腾的,最高记录达到一百个来回。家林是品学兼优者,后来成了武汉大学教授,现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同学中还有邱天金,他如今官拜六品,是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还有许多同学,尔后都较有出息, 有的当了乡镇长,有的从艺、从文、经商……只是多年不来往了,名姓淡忘了。
在范湖读书,上课下课,没什么特别的印象。若不是县剧团招考且有幸被录取,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清苦的半年,存留在脑子里的烙印似乎仅有一个字:饿。一日三餐清汤寡水、咸菜伴饭,肚子越撑越大。晚自习过后躺在床头的时光最难打熬。每半月一次的期待,便是在家里狠捞一把,可那时母亲作难,肉是没有的,鸡有,但学费和一家老小的油盐钱全指望着鸡屁股哩,最大的奢望,便是破例让我独吃一碗蒸鸡蛋。吃蒸鸡蛋也有代价,我得步行30多里乡间小道,第二天背米带菜,再步行回到范湖寄居地。
在“京剧训练班”里
1970年2月的一天,我成了“武昌县京剧训练班”的学员。
武昌县革委会驻地在纸坊镇,这里自古以来盛产楚剧。“样板戏”**席卷祖国大地的时候,楚剧团被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武汉青年京剧团的一帮人。在楚剧团尚未遣散的时候,我们训练班借住在一中校舍,武汉青年京剧团的演员当老师,我们练功排练都在一中的大 礼堂。
学员中,我属于偏大的,已过16岁。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叫小明,才十岁。练功教练是个清瘦白发老头,我们都喊他方老师。教唱的老师姓何,老单身,嗓子好,人也长得清秀。据他讲,自己是大师郝寿臣的门徒,有照片为证。在排现代京剧拆子戏时,我演郭建光,排第五场,指导老师姓唐,据云是“武青”的台柱子。
提起练功,则说来惭愧。十六七岁的年纪才开始压腿、下腰、拿大鼎、打飞脚,练旋子、扎蛮子、打小翻……实在是太晚了。可同伴们都很刻苦,我也就不甘落后。疼我的老师便劝: 身子骨不行了,就重唱吧,你嗓子条件不错,就是音域不宽,要下苦功练。
半年左右吧,“京训班”排练了《红灯记》折子戏和《沙家滨》折子戏,正式向县领导作汇报演出。记得当时正值全县开个什么会,大小头头近千人,那次汇报演出,我的“郭建光” 轰动全县,一时成了“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你“郭建光”,心里美滋滋的。
这以后,武昌县京剧团正式成立,全体学员都从农村转了户口,吃上商品粮了,老师和学生弹冠相庆,从一中搬进了楚剧团,可怜老剧团的人员被遣散下放,成了游民。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到全县各区镇,作巡回演出,十月间,还随县革委会组织的慰问团,远赴鄂西北焦枝铁路建设工地,为武昌县民兵团,咸宁民兵师和工程兵部队所在施工点演出。 别处的演出情景忘了,在均县山沟里的一场,却记忆犹新:部队和民兵,当地老百姓围观的 木板舞台上,“好人”与“坏人”正在紧锣密鼓“开打”,一武功尚好的老师演“坏人”, 从内台一排小翻翻到台前,大抵是距离估计错了,翻到台前仍未停住,竟从空中一家伙砸在 人堆里,,引出一台可笑的戏外戏,台下人哄笑不已,后台演员目瞪口呆,这戏还怎么演呀? 好在掉到台下的是“坏人”。“坏人”灰溜溜从台下爬起来,朝观众做个鬼脸,绕到台后躲了,观众笑一阵,就又聚精会神看节目。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看节目而且是专业团体演出,于老百姓是件奢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