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底，我从鄂南的武昌县京剧团以学员身份被部队“挖”到中原，荣幸地成了一名带领章帽徽的宣传队员。当年正值“样板戏”**，部队从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物色并弄来了一堆有文艺专长的“新兵”(多数是专业团体的，年纪挺大)，组成了文艺宣传队。队员们集中后，便排演节目，到野营拉练的部队集训点作慰问演出。由于我们所在部队是团的建制，这个宣传队便注定了“业余”命运，换句话说，我们每个队员的正式编制均在连队，宣传队每年要被迫“解散”两三个月。我们一伙从专业剧团来的队员便闹情绪，指责部队行编，明明说是专业文工团，如今却要面临散伙……但闹归闹，你不是成了军人么，还能拒不执行解散令?我那时不满十八岁，第一年解散就被安排在电影组放电影，第二年便乖乖地回到了连队。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所在部队是炮团，我的身份是炮手，从参军到两年后复员，从未打过一炮。在连队的三个多月里，只参加过演练性的“紧急集合”，搬运过无数次弹头和药筒装的加农加榴炮弹(弹头重90斤，药筒重50多斤)，再便是无休止地挖大炮掩体、进入“阵地”、“伪装”、“撒出阵地”。部队也偶尔搞搞“实弹射击”，但我们无缘抵达前方阵地，后方打炮，炮弹飞行到几十公里外爆炸，我感觉很神秘。
好奇心使我想入非非，使开始做梦，想用手中的笔把这种炮弹飞行的神秘感记录下来。当时被我们称为“文豪”的周通富，早我入伍，同在宣传队又同被下放到一个连一个排，我称他大哥。他那时就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在我的笔记本上开列了一大串世界文学名著清单，可惜那时一本也没有见到。那年月，部队图书室和地方图书馆，都见不到文学类的书，我只好胡思乱想，在日记本上记一些我自认为是诗的“豪言壮语”。我想，当作家不容易，做个诗人大概不难。在这种心态下，我偷偷地写了几十首诗歌，请人打印，打算寄到《解放军报》。这些“作品”从连队托人带到团部邮寄时，曾交给宣传部的一位干事看过，评价挺不错，只可惜泥牛入海，《解放军报》既没刊登也没退稿，时至今日我仍感觉奇怪：那时寄稿部队要写推荐函并加盖公章的，《解放军报》用与不用，肯定有明确答复，何况，象《炮弹》组诗，我至今也不觉得脸红，如“炮弹，绕着战士的心愿飞行“这类句子，非战士莫能体验。
复员后当了电业工人，仍在企业里充当业余宣传队员，工作之余四处搜寻旧书，继续做着文学梦。那几年还真偷偷读了不少好书，这要感谢厂图书室的杨老师傅，他是京剧迷，他在资料室的仓库里偷藏着一大箱“封资修”的东西：《金蔷薇》、《唐诗三百首》、《中国文学史》、《寸心集》(李希凡)《小花朵集》(老舍)、《田汉戏剧集》、《放歌集》(贺敬之)、《诗论》(艾青)、《郭沫若文集》、《创作漫谈》(唐〖HT5，6”〗弓〖KG-2〗岁〖HT5SS〗)《艺海拾贝》(秦牧)……杨老头破例让我看这些书，使我受益非浅。 1977年我成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就读于武汉水电学院。学校毗邻武汉大学，加之 我的好友刘家林就读武大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任教，我看书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经过一 年多的拼命“吸收”，我有些飘飘然了。自己的专业，只求过得去，能毕业作罢。而对于文 学，我热衷的程度连好友也非常吃惊。三年学习期间，我发疯般地陆陆续续写了30多个短篇 ，8个中篇和2个电影文学剧本，计约百余万字。
毕业后返厂，担任班组技术员，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偏偏这时候，我的作家梦做得深沉，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我几乎天天夜晚十点钟后伏案写作，将习作雪片般撒向全国各地，奇怪的是，那些稿件大概不习惯异地水土，又雪片般地飞回到我的身边，门房收发室老头见面就喊：“小张，你又有一堆东西，退回来啦!”我从收发室抱回“自己的孩子”，心里酸溜溜的。同事们看见，或投来白眼，或送来嘲笑，我沉默，但心里从未气馁。心想：只要刻苦努力，我总有一天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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