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种观点：再谈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

    在哲学史上，思维舆存在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是西方历代哲学家所关注的基本意识。但是，思维与存在作为人类起初的历史社会发展前提之个体性的心理生活的一般意义来说，在现实的过程中，亦即在文化创制舆文明到来之前的“准历史发展”中，思维舆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以思想形式表现，甚至展现出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或它们的存在性质於世界观范围内所要理论性“概括”及其批判的思想作用，只要我们承认自然界舆人类活动在前历史舆理论之外是共同存在的话，那么“思维”舆“存在”这两种看似异质性的哲学范畴，其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历史的心理状态下，是超越於史前先民之意识发展之外的，具有直观性的客观实在。――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在还未进入历史过程的原始状态时，就是已经在思维舆存在的关系当中“活着”；因为当文字舆生产工具未创造之前，也就是当思想舆社会分工还不具备客观条件时，人类只有心灵活动：心灵加上生存活动故曰“心灵活动”。正如老子说：“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视，故明；不自现，故彰；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道经˙二十二章>>）天下，圣人，自视，自现，自伐，求明，讲彰，讨功，能长――这些都是人在创作文明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性的普遍心态”。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存在舆思维的关系。

    于是，思维舆存在的关系的关系作为人类前历史的客观实在，往往表现在：即使前古人还未有认识到客观的历史条件，甚至是环境条件来“创造”具有作为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作为文化被创制后在发展期间中，逐渐累积起来的文化属性，一种在文化『监督体制』下无意识塑造出来的，给族群共同享有以致於拥有的文化个性――以用来区分自己，群体，社会，世界舆自然界的不同类型，但是因为古人必须活在“自己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来认识生活舆自己的关系，那么当古人还未对思维舆存在的关系进行哲理性的思辨形式时，他所制造出来的，即使是最粗糙，最笨拙，最幼稚的生活生产性工具，其实也就是象征着：他的原始工具舆他的生活及其自己，甚至自然界之间产生了“思维舆存在”之间的共时性的客观历史关系（但不是一种思想关系）。－－这种的客观关系仅仅是指相对于原始人类之基本生活状态的心理象征罢了；并不是说他们具备了了解客观历史意义的能力。于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山顶洞中所发现的山顶洞人的打制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所发现的磨制石器，陶器，甚至是弓箭，都可以视为这样一种的标志：即，当人类懂得以自己的生活意识来利用大自然界的各种恩惠时，以至于创造出各种的生产工具以为自己的生活所需所用的同时，也就是按着存在与思维的客观前历史的，属于自己内心生活的一般心理关系而活在“自己的”历史关系。

    例如：先前作为化石人类的北京人的发掘中，发现了用脉石英，砂岩和少量的燧石，水晶等石器原料的石器工具－－若我们不考虑聚落规模的大小所代表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说明当时原始的北京人已有意识的采用一块块石头去敲击或垂直砸石的笨拙办法，来制成像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生活器具：这些都是北京人的思想智慧的凝结物。然而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这种思想智慧的产生必然经历了某段时间的“挫败”及其提炼的“性（心）灵活动”才能在环境中突现出这种智慧型的实践关系；而之前的种种活动，在创造的实验中，其实就是北京人的思维与存在的客观前历史“条件”及其关系。正如孔子曾说过：

    “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一个“损益”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但也同时反映了人类在创造自己的文明王国时所付出的“心路旅程”。因为人类智慧的继承方式，决定了历史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若没有损益的客观现象，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发生实际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从而也就没有所谓的继承关系，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人类历史”这种现实意义。－－一句话，人类历史之所以得以产生，除了各种形式上的物器生活形态之外以及其相伴随的各种制度形态及其思想意识形态外，还有就是使它们得以建立的总体基础的人际关系－－是这种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的现实意义，才会有所谓的各种类型的“历史建构”。

    但是必须提醒的是，人类的前历史即使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生活水平，由于无法以一定的媒介形式来传承他们所谓的口头传说及其物器文化，因而还不具备活在客观的历史关系的基本条件下；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原始生活意识，只能“享受”有自己个人所制造出来的原始生活关系。这种原始生活关系只能是依据人类自己在生活制造过程中，因不断利用大自然资源而逐渐地对大自然有所加深的认识的程度来决定。于是，原始人类一面创造，一面认识，从活在自己的生活关系逐渐“升华到”，以致超越出各种现有的局限性而活在自己的族群与自然环境的“交错关系”，从利用大自然资源到“改造”周遭的自然环境－－这一些都是证明了客观存在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历史性关系的发展形态。也就是说，原始人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创造出物质的基本生产的同时，也为着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生产之性质这种形态下加入自己对生活意识的精神性的“主观创造”，从而使“物”成为自己生活成就的象征性质。例如，中国历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与统治者所一直歌颂的《诗经》中的忠贞爱情及其民歌劳动，其实就是延续了人类一路来的最基本的“史前心灵活动”。－－即生活表达的自我创造性，不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一） 加以分析

    以上所论述的，其思想内容并不是要展现出某种的哲学观点，或想强调某一类型的历史哲学，甚至不单纯是借以展现出特定的作为普遍性的“我的历史观”。我对纯粹的思想理论感到厌烦。当我用思维与存在这两者的概念性来表述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态时，是想追述人类生活在发展历史中，有哪一些基本的心理特点（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心理，或文化心理结构等等）——如斗争与自由，是在史前的生活状态下带着保留与向往的心理要求而迈向人类文明历史的门栏的。的确，人类历史的初期普遍上都经历过了宗教仪式崇拜与类似于英雄崇拜的神话传说，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所谓的“普遍崇拜”，其实就是当人类的心灵失去了某些的史前心理要求时才流露出来的发生现象。正如马尔库塞在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理论时说到：

    “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生物存在；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就是进步的前提。”①

    对于文化是否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以及这种压制在何种的意义上“说明”了人类历史进步的象征，我是持其中的思想自由空间而不下论断。不过，马尔库塞所谓的社会存在，生物存在与压制的概念的确是思维与存在作为史前人类心理生活的普遍现象的变异性的另一种类型。而我们刚才所说的“普遍崇拜”其实就是这种变异类型的垂死挣扎的现实现象。

    如此的追述与举例，因为发现到：人类历史及其发展在过程及其作用或意义中始终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基本因素，即斗争与生存，心性与活动，人类与种族，环境与心理，－－一句话，即是所谓的唯物与唯心，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精英与大众等等的之间的历史性辩证关系（甚至斗争）。这种的辩证关系对于史前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客观的逻辑关系，而毋宁是当时人类的基本心理要求。而这些基本因素其实早已在原始人类生活的一般形态上，只不过是在一定时空下相互交替与交错（并不单单是一对一应的相互作用），以至于所产生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与张力，使衣，食，住，行及其精神象征等的基本生活性质都围绕着它们的中心而旋转出各种样式的文化类型。原始人类的史前基本性灵活动的一般因素，在文化类型中因为被压抑而转化成一定时期的文化心理；以至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时常以人性的要求方式（如自由，财产，战争等等）表现出来。这些基本因素，毋宁是一种自我表达意识：这些因素说明了，人类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性都是围绕着先於他们经验“之前”（而不是之外）的，作为客观真实的存在性。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相对他们来说是“物质性的自然界”－－即是不了解，无知与无法超越的陌生世界；也无从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与其自身的生活形态的关系性。但是，也许就是这份“纯正的无知状态”，才使得原始先民能在自己所意识到的生存“矛盾”中激情出创造性的生存意识，以至于生存斗争的情怀－－这也就是我所意识到的，作为人类生活甚至存在经验“之前”的客观意义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准历史关系。它既是人类思想（生活）情感总体基础的大前提，也是不断催促人类正视自己的生活的局限性及其思想意识发展的总体基础。正如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虽是作为先亲人的自然发展状态上的生存规定，但是其礼乐典章及其思想感情却已经超越了先秦人自身的自然状态，也超越了个体性心理，家族组织，甚至是国家规模的体制上－－这种超越性其实就是余英时先生所意识到的“天人合一”传统的内在性的升华。

    二） 文化发展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思维与存在这两者之间，作为一学术性的基本概念是如何在我的诠释框架中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一基本的论述方式。

    当人类的历史还不具备文明性的历史意义时，思维作为原始人类思想的生存基本形式或形态，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统治类型的区域性的历史形态之前，其实是绝对存在的。这是第一点。对此我们要明白的是，不论您是否同意，我们必须在直觉与社会经验上都认同以下的现实形式，即：我们的文明都是在统治世界的形成压力下步上自己的艰难旅程，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其实是在统治世界的社会关系下形成自己一定风格的文化格局。正如原始道家老子在《德经第六十六章》曾说过：“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业，而乱之首也。”

    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业绩时，就像道家老子所说，都是从无到有，再到无的历程（这不单单是指精神过程或修养过程）。因为老子曾说过“无名，为万物之始也；有名，为万物之母也”。万物者，就是指众多，概括了天下之人，事，物及其各理，也就是《易传》所谓的“观天文与察时变”的总体意义。不论是人类的历史，还是人类的文明，都是由老子所谓的“名”意开始的，以后才发展出孔子的名制思想。而老子之名的历史含义近乎孔子的“文”意的思想形式。至于名者，即是《易传》所表达的“化成天下”的“人文”色彩，是一种用“天文”而化成天下的“人文”创制运动，与周易思想中的“变”与“通”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变者，易也；通者，易达之为一也。于是，“名”与“万物”的关系就是人类与天下的关系，就是历史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包含了人在生存现实中因各种方面的，从环境到群体再到社会与自身的压力形式而导致的，直觉到的生存压力。这种生存压力就构成了：古人在环境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因“食无求饱”与“居无求安”而不得不采取“敏於事而慎於言”这样一种的总体，但又基本的态度。虽然不晓得这种人生态度会把人类的历史引向何方，或达到什么样的果效；但是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实在性与人性上的可靠性－－即创造自己与创造自然的可靠性。而儒家的人伦思想就在这种可靠性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因为“仁者，人也”“性者，心也”。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家族宗法血亲制度下所产生出来的，那么这种制度其实就是囊括了后来不断累层的传说意识在当中。孔子曾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崇拜的“周文”不单单是指典章制度，也是与此制度相联系的英雄传说的史学传统。中国古代的英雄传说，实在是结合了神话传说（或传统）与历史传说的双重性质。这与周朝族类对他们上祖的英雄崇拜的宗教情感息息相关的。即使当时古人是有意的虚构，但是若从心里方式来诠释，也是出于对自己意志与自己族类之“优良品种”的历史性崇拜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总体基础，其实就是从中国上古的英雄崇拜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史学传统。若无此传说性的文化，就没有宗法性或制度性的传统；正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②一个“畏”字说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因子。有畏，就有文；有文，就有统；有统，就有传；有传，就有史；以至于以经说史，以史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