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美之本质的历史理解斗争来自于人类中社会意识之间的文化斗争；然而一个否认美有其本质意义的人，就是否认自己作为整体的人类形象的本质基础；对自身本质的否认或歪曲，导致了对自身所固有的本质性审“美”能力的讥笑与否定。因为事物中的美学意义，从来就不是逻辑定义就能统治着的结果形态，它毋宁是人类内心固有意识的需要（而非需求）及其力量。所有真实的美，都是事物本身的创生化过程。

    我在监牢里的短短两天就晓得什么是美的本质，即：美是，非常现实的。

    这个命题，与那种说“美，是非常现实的”这样的命题，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带有“是”字的式子的命题，其意义按着希腊传统的逻辑结构的基本内涵，就是意味着本质――也就是关于存在在存在者“那里”的存在着的基本性质的原始意义。它既代表着事物本身的本真存在，也勾画出了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在希腊传统的观念里，事物的存在就代表着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就在事物的自身的存在方式当中。然而我们现代人在用“是”式的命题时，不是为了事物的本质或存在方式，却是为了“统治着”我们所兴趣的，具有种种形式意义的对象。对我们来说，诸如世界，现实，人类，社会，文化，个体意识，群众基础，物质，心灵活动，精神生活，生活方式，生命，自我，竞争，斗争，道德观念，律法体制等等的论题，都只不过是我们所兴趣的作为形式象征意义的对象性质，也就是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理解本身的属性方式罢了。我们的理解活动决定了我们所理解的对象性质的属性，以至于把对象的这种属性当成是我们所要理解的种种形式象征的结果⑤，导致了所有事物的实在意义作为我们理解中变异的对象形象，在我们的理解中只不过是成了种种形式的集合体罢了。也就是说，我们先把客观事物当成是我们所理解的对象属性，从而把我们所理解的对象的“各种现象”当成是对象本身的基本形式，以至于从我们所理解的关于对象本身的形式意义的理论，来诠释对象本身的意义及其性质。于是，当人类说“美，是非常现实的”这个命题的时候，他们大多数是把美当作是现实的形式，也就是从“美与现实的关系”来谈美本身的形式。只要人类还是把美的本质归属于文化历史或社会力量的性质特征，那么人类对于美的定义永远都是逃离不了形式的框架；因为关于美的实践性或理论性的讨论，都只不过是把现实当成是美的基本形势的普遍主义特征。换句话说，现实的形势变化决定了美的形式变化。从浪漫主义的精神批判，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批评，到现代主义的作为精神象征的学科建构，诠释学符号学解构理论的话语解构行为策略，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及其具备的语言游戏方式的建构批判，都是从理论生产的现实形势来左右着美自身的抽象型的具体形式。

    那么这种决定主义的论述形态，其历史根源及其发展方式又是如何呢？这就从希腊的思想传统作为起点来论述罢。之所以如此，乃是根植于我的一种特有思想前提，即：人性的物质化形态及其生存体制的策略化方式，这两者在其历史初期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未来的人类社会之本质的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这个世界在怎么样的充满变革，它所演绎的历史性的基本特性，永远都是对“人的”分化与整合的处理方式――人类的历史的本质发展，都是在期望（斗争）与困惑（成果）之间徘徊着。人一旦在困惑中有所期望，他就必定在他所期望中继续地困惑下去：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世界给与个体或群体的“分化与整合”的处理方式。这是因为世界的充满变革的总体意义，完全是出于一个既令人困惑又对未来发展充满强烈期望与信心的历史变化。人对世界的期望与他对环境的困惑成一个正比，这是人性中矛盾生产的渊源，也人类历史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变异发展的本质力量。也就是说，人就是因为对世界充满期望与困惑两者间的张力作用，才能提炼出一套又一套“历史范式”的变革形态在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了解一种从古希腊历史之变化以下的作为人类传统性质之共同前提发展的基础性质或形态中，所反映的由人类社会所赖以建立其根基的基本又总体的普遍形态，就是意味着超越个别文化发展性质的差异，来洞察出人类历史发展得以演义前进的人性根源及其人性的本质力量。这是由于历史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的命运，这可以借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永恒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矛盾或文化矛盾的对立统一来得出一个历史性的基本轮廓。

    注释：

    1. 韩林德曾说过：“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为中心…这是中国美学在审美和艺术领域中，在高度重视情感抒发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理（礼）对情的节制与规范，极端注重情理两者的和谐统一”（韩林德，《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特征考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数PG90，【另参考同书，第四章第一部分，关于儒家的仁学与美学的关系，PG249起】）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演绎式的综合的结论。综合的结果，就是反对作者的所采用的“和谐统一”一词，而使用了“严谨的感性意境”来表达中国传统审美的礼情之间的内在融合之意象（即“美的”风格加上主体的创造方式的互联过程）。

    2. 司马迁曾说过：“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讲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史记·礼书》）又说“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史记·乐书》）。这些话在我看来可以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统关系得以建构的文化事实与政治事实。参考：万亭（编著）《史记》（西汉·司马迁），中国古典宝库，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初版，页数PG114，PG120。也可参考：金耀基，〈第一章：中国的传统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二版，页数PG45至PG95

    3. 赛义德曾经说过“关于权威，其实没有什么神秘或自然的。它是被形成，被点亮发光而传播出去的。它是工具性且具说服力的，它拥有地位，并且树立了品味与价值的典律，基本上，它与一些特定被尊为真实的理念是无法被区别的，并且从传统，感受以及判断之中，权威不断地形成，传递并且再制”。虽然这是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之智识传统的权威源的本质性描述，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社会权威之本质内涵的普遍意义，从而更好地说明学校或教育（知识／学术）与政治或社会（话语体制）之间的生产性关系。这是基于对以下人性事实的经验性洞见：即，只要人为了自身力量得以超越同时代的“社会同类”而不断追求本质力量的发展，那么社会权威就会不断地被人们所演义与再制造，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传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的体制方式“转化为”特定之文化心理结构的根本因素。（参考：赛义德，《东方主义》，王淑燕等翻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２００２年二版，页数PG26）

    4. 人类的史前状态是否应该被视为人类之文化，历史，社会的一部分？从文化人类学来说，许多学者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只要有人的世界，就应该视为是人类文化的起点。然而我觉得这种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的话语模式――理由是我们仍然忘不了统治着的强制性情怀及情结。我们对人类的史前状态的理解应该脱离这世界中的“统治与被统治”之历史结构；在这结构低下，所有的学术探索都是为了自身的文化事业或政治事业。正如赛义德曾经“比喻”（我将之视为对我此一论述的比喻形式）到“东方主义不是欧洲人空幻虚浮的东方幻想，而是好几代以来，被创造出来的一整套有相当多的物质投资的理论。这持续不断的投资，造就了东方主义，一套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先将东方放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框架中，加以过滤，以便进入西方的意识中，而也就是这同样的投资过程――的确是真实的生产――将此东方主义式的陈述，不断增值繁衍成一般文化。”（同上，页数PG9）。我们若将此论述的词汇结构转喻为别的形式，如：把“东方主义”转换成原始主义或原始“历史”（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主义；将“西方”转换成人类发展或学术活动或人类思想史――就可以看到人类如何在历史上建构着各种形态的知识利益。

    5. 张法“当毕达哥拉斯把宇宙的本源归结为数的时候，这标志着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形式化的开始。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事物的最后本质是一种数量关系。…形式就是事物明晰的可分性，…正是这种形式构成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是形式与内容的契合无间。形式决定着希腊哲学的理论结构，决定着理想的国家结构和心理中实体性的知，情，意结构”（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初版，页数PG22）。以上的格子是我加进去的，重点是要您们“认识”所谓伟大的哲学家是如何通过观察与抽象思考来总结出属于自己的观念形态――这观念或多或少与本体世界有交集的地方。其实张法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在日常意识中所说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世界”。唯一不同的是，伟大的哲学思考往往会找机会来超越自己的日常意识（这种超越的性质不一定意味着只做单纯的幻想），以获得多一层次的（经过教育正规的学术训练来）抽象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我们的认识活动还是只会利用自身不经过反省的生理器官或其技能（即机能）的有限阶段，那么我们的任何结论――不论是理论性的，还是日常意识性，或者极端化到神秘主义式的――都能是对自身语言的特有解释功能的异化，从而得到的知识任何事物本身在异化语言的“形式化”象征意义。

    6. Frederick·Watkins“思想历程之体验仅局限于单一的文化架构内的人，往往会认为该文化的思想方式特徽乃是不变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frederick·Watkins著，李丰斌译，《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台北，联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初版，页数PG６）。在我看来，这种文化属性的表达方式，若反映到哲学上或理论层次上，就是关于现实或世界的本体论设定。也就是说，人们对现实关注的性质与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上的各种形式的本体论方案的结论形式。只因为他们的本体论方式成为了现实生活的合理化工具之形势。这如作者在同本书同篇章里就提到过：“西方思想一向以争讼为特徽。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便认为逻辑是发现真理的基本武器。逻辑程序的本质就是一套清楚界定的范畴实体为实相分类。这种本质也是所有司法行动的基础。”（同上PG7）这里所强调的诸如：特徽，发现，程序的本质，清楚界定的，分类等术语或语汇，其实应该被视为关于逻辑本质定义的人性根源，是人性在解释它所面对的万物时所具备的内在物（化）性的无意识活动。理由是人总是按着自己的人性风格来设定自己的思想方式及其解释模式。

    7. 当人把自然界的自然状态视为（思维着的结果）社会历史的发展前提时，在他们的眼中就只剩下各种关系的工具化性质的真实性罢了。因为我们对自然界及其当下之自然关系的解释来自于对社会现实关系的感知形式。从此我们就在各种被异化的命运中的文明手段而历史般地前进。――我们人类历史的宿命论或悲观主义，其实就是我们身心灵被异化后的思想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