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认为以上的悲剧现象只不过是希腊时代的历史或传统，那就低估了人类的历史中从一开始就在统一的各种形式压力与冲突下的发展形态。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问题，社会主义的官僚强制力量之问题，种族或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国际间的外交平衡问题，人口增长的文化问题，社会资源之争夺战的权力问题，司法制度的道德力量之问题，这种种的当代现象都是根植于希腊传统内部的人性危机的现实意义，在不同水平，层次，结构，阶段，角色等形态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的历史演义的具体化意义。就拿我们每一天的现实遭遇来说，哪一件事都不是与我们的公民身份所象征着的地位身份，甚至阶层意识相关的呢？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要带着“它们”的各种形式特征来与社会上不同群体的人类打交道吗？我们的社会不是要求我们“创造除”属于自身的社会现实意义的人格力量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追求民族间的文化融合问题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代人所感受到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压力，我们时常所说的诸如命苦或现实是残酷之类的宿命论话语，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之制度在我们的无意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现代悲剧意识；可是吊诡的是，这种悲剧意识却恰恰好地表现在漠视了任何在现代（化）／（性）中所存在着的悲剧形象。现代人只有对生活，社会，工作，人际关系等基本方面上的种种怨恨形式及其心理果效作为象征性质的现实性之现象意义。但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存在的本质问题进行寻根究底。他们对存在的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学活动或者是一种文化性创造；若极端化时就只能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式的冷嘲热讽，解构，颠覆，追求变化的策略（形式），仇恨本质，语言游戏（刺激性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随心所欲的创造主义，自我决定论的实践主义，跨学科的理论配对等等意义的（我称之为属于现代主义之自我嘲讽的）“逻辑（创造）方法论”的思想行动化的观点泛化主义的游戏活动方式当中。可是当人类自觉到自身的生存状态其实是“在社会牢房中””的各种象征化自由交换的总体代价时，就会领悟到人类的现代悲剧意义，不仅仅是本体论危机，而且也是生活关怀（不仅是学科或意识形态上的人文关怀之意识或意义）的危机。――两种危机的人性根源就是从学科，理论到文化消费之各层面的方法论“谬论”。这是由于从现代到后现代，其文化逻辑的发展就表现在或表现出一种跨文化性的“人类自身不同意义的方法论”之再创造的实践化理论模式形态。这点我们可以从实用主义与价值论相对主义与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之间的矛盾统一又对立的交互关系，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影响而洞察出此种方法论谬论的人性根源。这种方法论性质，在跨文化语境的欲求本性中失却了“平常心存在论”的反真性基础，以至于造就了现代意义的人类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