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真性的“平常心存在论”与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形式。我们的社会总是要求我们逃避自身惟一真实的“活着本身”的存在，却又催促我们进行自我改造的策略。从此我们的存在变成了历史唯一的社会存在，升华为一种社会生活之客观过程的象征性代替物。可我所强调的“平常心存在论”正好是为着我们自身的本真存在而来，并且是与人类的社会存在相对。如果要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言不尽意”的话语模式，那么这种的平常心存在论所要论证的，就是人类所遗忘的本真存在，是结合了“平－常－心”三种意境所构成。也就是说人类的本真存在就是关于自身之内部（而非内在）常态性的“唯一面对”。

    B) 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人类存在

    今天无意间看见了纳迪斯瓦仁先生的文章，乍看之下似乎分享的是市议员的薪金制所代表着的一些社会问题。之后，才知道他说的（很可能或或许）是这样的一个意见：一味地仿效新加坡的社会意见，却忽略了市议员的社会服务制度，很可能只会促进国家的更多社会压力。这是从他所说的一句话而略微揣摩得到的信息，即：“如果市议会能堵塞漏洞以及不涉及舞弊而为纳税人节省１亿零吉，…那时，就没有市议员从事阴谋活动支持这个或那个发展项目，或者在私营化的合约中偏向某方”（《南洋商报·言论版》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５日）。其实在这之前，我也略微听说过如中小学教师加薪问题，退休金制度问题等等。把这些连贯起来，我有如此的印象，即：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一路以来似乎总是在类似金钱交易制度下来追求所失去的平等社会人格？这看起来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初版，页数PG103）。若用我们普通人的言语来“转译”，可以表达如下：所有的人际交往以及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是由社会利益来牵制的，我们作为个人只能参与社会所消费的生活过程。果真如此，我们的人民即使是纯粹的财富消费，都会受制于社会生活的服务制度，也就是受制于市议员对人民的行政态度或政策态度。为什么会如此？这牵涉到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决策方向。

    我们每当起床，就是与办公室的人（包括老板）或学校大专学院的朋友同学及其老师教授进行“交往”。我们看似说话轻松，行动自由，思想活跃，但是我们的内心都知道时时都在小心处理我们的言语与行为。即使是心血来潮，也是与我们的利益价值或实用态度相关联。在这关联中，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利用各种手段或技巧来为自己的社会价值增殖，包括贿赂与打关系。以前有邦交，现在有商交。可是我们的社会商交似乎带着一定的政治文化色彩，即使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动用到“政治暴力”。每当与商人或政府人员进行特定形式的社会交往，也常常在使用策略中不断地保护自己的社会安全。这种交往方式让我联想到每次香港警匪片中所扮演的黑社会老大的基本角色。片中的黑社会老大每一次陷入生活需要的困境时，解决的方式就是一方面要与警方进行微妙的平衡交往，另一方面又要在手下面前维持着老大的架式；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我们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中为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地自我增殖。越是需要自我增殖，就越必须进行社会交往。否则我们只能作为市场经济的边缘人（也是作为社会交往的边缘人）而平淡的过下半辈子。这种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参考坐标的社会选择，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它代表着我们曾经和当下的精神斗争，也代表着为我们的欲望进行辩护的管理方式。简单地说，所谓制度只不过是说明了如此的社会性质，即：它是控制，以至于调动多数人的身体与心灵的监督程序，使多数人的岁月，劳碌与知识，还有休闲奉献给野心图谋动机的“专家”――这专家不一定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熟悉社会游戏方式的“智者”。更具体的说，我们身上几乎所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压力，其实就是社会制度在我们身上的效应或作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扪心自问：这是我们的社会吗？或者，我们必须承受这种的社会形式吗？

    我不是为了某种革命意识而写文章的。我只是在感慨：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能够不分种族与阶层，达到团结的力量的境界？我们不也是曾经为了打击犯罪活动而努力过吗？我们不也是曾经为了作奸犯科而积极投诉过吗？我们不也是走过了许多坎坷的教育路程吗？我们难道不曾为了自身的民主权益而积极争取过吗？可是为什么如今的我们仍然在封闭利益当中垂死挣扎呢？为什么各华团之间仍然明争暗斗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按着教育水平来分门别类呢？一句话，我们华人之间的猜忌与分裂何时消灭，以致达到永恒团结的历史地步呢？如果我们分裂，何来的民主？如果我们只求不要脸的封闭利益，何来的创造力量？如果我们彼此斗争，何来的亲近？只有当我们获得了真实内涵的民主与创造与亲近，我们才能团结，才能有将心比心的交流。否则我们仍然继续打战，直到被别人消为止。如何开始？我认为是改变自己的思想，就从这个信念开始吧：即，思想不是用来训练你自己成为一个人，而是用来寻求你自己成为一个人。为什么呢？

    曾经有一个电影画面：韩国某一位学生被谋杀，凶手把她做成泥石材料的“人体雕塑”。美术老师进来了，找不着她，就寻找那位学生的作品，并以艺术家的眼光给她的成绩满分。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使我意识到：很多人说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很多人象那位美术老师一样，面对“真实”却把它视为一种艺术品，而忽略了真实的现象。我们就象那位老师，只考虑自己的“欣赏”眼光，只考虑到学生对自己作品的态度；却导致了忽略何谓“真正的”艺术作品。

    所以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东西，就是在钻牛角尖。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主义的一个态度就是：把自己变成某一视角，因为不希望看见事物本身，或不想自己就是该事物本身的“替代品”――从而使自己变成该真实的替代品，成为“真实的”替代品。当你说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时，你就把每一个人当成“艺术品面前”的那位老师――只追求自己的肯定。真实的东西不是由您的视角来衡量的。因为不负责任的人生观，导致了不经大脑的思想意识――而任何的角度形式，就是此不经大脑的思想意识。这种代替型的人生观就是我们人类所失去的存在论。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所导致的绝对主义性；这种的绝对主义性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思潮，也就是我们人类之学术思想理论的市场价值。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因它们是统一的。这就要表现在新理性主义这样的社会意识当中，强调的即：在精神上自我创造，在社会上自我权衡，在伦理上自我包装（及自我增殖），在经济上自我竞争，以至于在生活上自我消费。以上的社会方式是这时代的意识形态，统一在特定的社会利益中，可称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社会利益。从我们的工作，到谈恋爱，追女朋友或投资，消费，人际关系；直到我们努力争取民族教育的权益；亦有如党派间的小摩擦，银行金融大企业彼此的合并或误会纷争，团体间的利益结盟，对社会犯罪的敏感与反感，贪污问题，行政的服务态度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社会利益中追求一种可以说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总体命运。在这场生死殊战中，我们在快乐的消费中每日愁眉苦脸，充满神经兮兮的焦虑（每天都得武装自己，猜忌别人，以至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彼此玩弄）。每一天都得在智力上与言语上，甚至生活技术上自己保护自己，或者自我寻找刺激的自我充实，以及常常在尊严与恐慌中不住提醒自己做个有用的人于是我们的眼角就“同时”接受到“所看到的”，“所被逼看到的”，以及“所不愿看到的”。从此我们的心肠变得烦躁不安，以至于充满怨恨咒骂――但于多数人比喻无奈，显得没有能力去面对或处理而选择了默默地压抑着。这就是我们所过着的所谓的正常生活。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