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１：作为现实批判的我的批判理论

    1. 我们所追求的知识方式，只不过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经系统化后的产物。它的出现，发展，变化，始终都意味着它反映了文明“系统”的要求和利益之“发展程序”，以及反映了符合人类对万物运动规律之兴趣与好奇心的驱使下而产生的结构化解释的过程及其结果。也就是说，知识对人类社会来说，只是一种发生在文明的系统化历史过程中的自行“选择”的结构化产物，从而表现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即生存权力）的各种意志发展的人性根源。例如：关于国家的历史性定义其实是由野性的自由，不平衡的理性，冲动的理想，反动的价值理念，权力的诉求以及制衡绝对公正与正直的欲望等等这些因素，在怨恨的启蒙改革运动的热情中，由精神界摆脱出来的“世俗化共同体”――却同时从世俗化本身来统领天上地下，以便在将来中不断地发展在它自身形态的统治权能中加以回忆。

    2. 所谓理性，其实就是理性主义者在认为世界是有可理解的（从无意识意义来说，实际上是意味着可统治的或控制的）“自然秩序”（从人自身内部的“发展”潜能来说）的大前提下，以逻辑的和数学的规则来建构一个“整体的”知识观念，而建构的目的是使物质世界的每一个事件都找到其自身生存意义的必然位置。可是谈论理性，若不根据学术的逻辑意义，它本身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其实就是行动后的思想，经验后的研究――在这当中，思想不等同于纯粹的本能反应；而研究的行动意味着进行总体的反思。于是真正的理性是属于个人与群体的，但不属于国家，集团，学术逻辑，时代潮流，娱乐新闻等等的话语论调或理论形式。

    3. 理性，自由，或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口号：人们在这些堆砌的口号中企图“曲解”自己做事的动机－－人要的不是它们的精神内涵，而是自己的精神力量，即：多一点本能行动上的随意性以及随机性，还有就是可以多一点批评的对象的权力意志。不论是统治者，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都是如此。因为所谓的理性，自由民主，都是必须在特定的制度或历史分工等等统治意义下才能生存；它们若反映在种种观念体系上，其实都是奠基于社会对人类总体的划分的“文化基础”上。而对人类的划分策略及其历史行动，都显示出了傲慢与偏见的权力意志，以至于在每一划分的结构化意义下，都得树立另一个“它者”，从而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但又不是共同体意义上的一体化形式）“瓜分”出不同的群体或种族，甚至诸如团体，阶级，大众“文化”等等结构意义。

    4. 任何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写照，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知识系统”这等“权力的”意识形态方式具有关联但又有差异的写照；意识形态很可能是成为各种社会传统，或文化传统，或政治传统等“历史传统”的内在动力；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或作为群体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以及作为社会的历史意志的展现，它往往扭曲了事实的真实性及其所异化了的现实性，却又理所当然的将自身的生活生产方式的物质性形态视为是真理的代表。－－这是因为人类的任何的认识活动既局限在科学技术的实证或实用之活动领域当中，也局限在社会历史的物质性经验范畴当中。人的认识不再是一种真理的活动，而是关涉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简称社会利益）的交往模式当中。这种交往模式往往表现出人类日常社会过程的工具性味和外交行为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看出一种理论，思潮，观念等形式的潜在危机，就必须以深层的洞察力来看出它们把人类的精神取向及其生存意义，包括生存的境界带到什么境况当中或者带到什么价值领域当中。也就是这些形式发展的意识形态过程

    5. 在这魔幻现实的巧妙暴政时代里，需要一批激进的人文主义者去披露这种“魔幻政治”的各种策略性“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把社会，文化，艺术，宗教，与语言，甚至连生活，学术，人际交往，意识活动，媒体，秩序，自然，社会关系，事实等形式都加以策略化，制度化，“魔幻化”，结构化。在这过程中，合理与不合理的“决策过程”的定向，对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其是一种政策或政治上的策略游戏：在媒体话语，教育言语以及制度的“宽容度”中决定的。从这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社会在其语境的制度过程中，对自身的各种形式之合法性进行叙事与实践的各种策略化结构方式的总体态度；它企图反映着各种各样的“真实”性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事件，却总是在既定的制度化了的知识体系或思想模式来诠释各种问题的合法性，程度性与可能性，并通过各种社会管道，策略性地在表达中建构，也在建构中表达：甚至这种表达是在制度性意涵上达到其自身作为话语性态度的目的，从而以权力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宰控社会主体的内在“结构”（意识的或无意识的）。

    6. 本质在西方启蒙精神或其哲学意识中，其实就是立法行动者在事物秩序中寻找其合理位置的中心的意念。于是，本质的概念其实就是对应于立法行动者对理性，自然秩序等的理解方式的“想象性论述”，从而也对照了立法行动者的权力意志性质的策略游戏－－它主要表现在对本质的各种形式的理念化，数理化，权力化，精神化或物质化，工具化，问题化等等之历史过程－－它从属于“人类的”过程。从这意义上说，企图心与野心是促成立法行动者的隐语话语的日常语言变异现象，它们使每一位的人类单位在面对思想理论都能使原本的单纯或直接意识表达“转喻”成各种形式的话语性－－这也就是隐语话语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则及其基础－－从而使每种“本质理论”的各种观念，诸如世界，变化，规律，整体发展等等都隐喻为一种政治意图：此意图可以采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人种的，社会的，文化的，知识权力的等等来表述－－总之，这种立法行动者的“无意识过程”的意图现象，其实就是一种“策略战”，把人与社会与世界，还有“自然”（如果还被认为的话）编制成一整套具有分布状态意义的网络性关系。我们所谓的社会化实际上就是社会在分享自身所创造的规则时，使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统和”在一致规则中的无意识过程。

    7. 自尊心是产生权力的根源，在国家社会与群体（意志）社会之间“内敛着”一系列冲突结构上的竞争性的战略思想。因为所谓的权威只不过是社会，机构，学校，媒体，群众赋予了某种人或特定“政府”一种崇高形象的象徽意义罢了，而且也只不过是在某种领域或事物，或活动上所显明出来的“意义”。只要一个人具备了财富，口才，知识，生活乐趣，管理的能力，处理事务的艺术天分以及一些外表上的谈吐魅力，该人就在社会的论域中拥有了独立形式（即行事）的“权威”形象。因此当经济活动的能力受到了物质环境的限制时，经济活动的冲动就要求建立一套权威体制及其社会制度来为他们的未来发展铺路。从这意义上说，社会统治的意义就是政府或其集团形式，透过各种手段及其策略而是社会的各个阶层，事件，活动，现象，知识形式，还有民众都整合到一定“部分”的结构位置的意义上，是社会的各部分之间“正常”运作。可是太多的权威或者一种权威的多元形式，以及表达权威方式的太多管道，若无法统一但又不限制在一个关键因素中，那么这些权威的各种位置性将导致思想与心理的混乱，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压力。两者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显示出人性中为了统治过程而显示出来的人性悲剧之历史形态。

    8. 每人总是带着积极或悲观的信念（包括态度，方式及其经验形态）去从事于日常生活中的某种事物活动。在从事的过程中就渐渐地参与了当下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中－－在其中必会在既有的信念中增加了某种经验，知识，意识，价值观，技术能力，日常观念等东西，以至于成为您生命尊严中的象徽意义－－久而久之，就在您的生命意识中培养了您在该事务领域中的影响力及其自尊心，成为你在事务生活中面对，并解决各种形式或意义之压力的“手段”，习俗或习惯，从而造就了你对处理生活问题时的信心与思想－－它们成为了文化观念，哲学理论，政治议题，经济理念，社会意识，人性价值与教育制度等等历史过程的推动力，但也以此同时造成了一种程度上的社会心理压力。但是若从现实过程来说，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问题就必须在既有的制度中生产出新的制度意义来处理，诠释，与实践－－通常透过议会，讲座会，报导，舆论，游行，法律，政治行动，备忘录等逐渐塑造的－－这就导致了合理化的社会过程，是在各种权力角逐中被建构的过程，是策略意义上的命题论述。例如：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现象其实是在各种权力形式的干预下透过社会意识所塑造出来的；因为在消费文化潮流中，社会资源拥有者是透过消费者的意识行为之构成方式而使社会财富－－诸如物质，象徽符号，各种资源，权力，知识，人才，土地，美女甚至生活方式等等－－重新安排，配置，管理与组织的一种战略思想性的文化再生产模式。也就是说所谓“消费”其实就是获得权力意志，以便拓展私人自由（民主）空间度的思想意识，而且也是在既定的经济活动中去理解私人自由（民主）空间度的思想意识。

    9. 市场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而且是在权威制度下的另一种“协商制度”，是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之体系下所操纵的“技术化分工制度”；市场只不过是在契约下的资本计算及其冲动的结合体；或者使社会财富的集中与分散的进出口；而资本主义可以被隐喻为资本建立市场契约的理性冲动－－一种历史意义加上一种关于资本的生产信念，配上历史发展的契机，导致了一种行动的理性冲动：它要求权力的转移，造就新权威，新组织－－结果引起了传统革命的思潮，从而在胜利的社会改革中创造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包括国家的建立形式）。这一切事件的连续性其实就是意味着世俗化的本质运动过程在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当中古时代的资产阶级“原型生命”在经济与智识上崛起时，它们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就是使权力世俗化。于是所谓资本主义也可被隐喻为资本所创造的物质力量在占有人心之世俗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力作用之意义的过程及其成果。可是在国家主权与行政官僚体系下，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分配机制的过程，它与社会权力之斗争形式及其历史意识纠缠在一起

    10. 所谓文明就意味着透过忙碌与竞争把人类的能力与知识强加到生活的历史中的过程及其发展形态；而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人和世界整合在一个二元关系互动的价值框架中，这价值框架以人之内在的创新冲动，开拓心灵视野的冒险精神，在行动中不断地对自我的升华，追求野心与动机的经验与试验以及自我虚空的补偿方式作为其衡量的尺度。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上，每种理论的实践都是在理性计算的政策方针上加以“历史行动地”规格化，行政化与模式化。而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就在这种“历史行动”的现象及其结果中不断地充塞，以至加强到人类心灵的固有力量中。于是人类的心灵所意识到的世界其实早已被国际，国家，行政，社会，民族，大众文化，世俗化运动，社会改革运动等等“组织及其活动”所规格化，模式化，价值化，成为这些组织代言人的“操作系统”。世界早已变成是这些组织的“价值－规律的计算系统”，并以制度化形式或教化机制来体现。这个系统意味着在理性与意志的价值计算与规律计算的组合排列下所“建构”的整编系统，汇合了策略，论述，意识形态，“历史行动”，大规模组织形态，法律，制度，权威等结构化形态的特征。于是乎，我们的福利，**，狂欢，道德意识，理性的依据，知识的信息处理，态度的表现等等一切行动上，思想上，意念上，观感上所接触到的“社会现象”的心理结果，全都是规格化，极权化，政策化，媒体化，资讯化，行政化，模式化，非政治化等一系列社会化过程下大量生产出来的“附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