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灵魂的起点及其意志
我们人类应该以“死亡”来看待生活的意义问题,而不是以“生存”来看待生活的意义问题。因为是“死亡”决定了“生存”,不是“生存”决定“死亡”。从心理感受来说,“生”是一种过程,“死”是一种结局性的状态。我们用“生”去看待生活,生活必然是多姿多彩的,因为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自我体验;于是对“生”的过程有不同的体验,经历,认识,感受等。然而,当每个人面临死亡,只有一种受,即:恐惧。因此当您的生活建立在对“死亡”的认识与体会“程度”的基础上,您就懂得如何行出有智慧的生活,从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追求世界的各种意识观念上――真的,越是面对死亡的恐惧,生活越显得更具意义。所以,生活的重心点不是从认识世界开始的,而是从认识“死亡”开始的,因为死亡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人类自身及其生活方式。
死亡是我们生命中最大,也是最终的意志表现。可是我们往往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抗拒死亡的表现能力。所谓的主观意志就是以自我的立场来强调意志的表现与作用;也就是说,主观意志是以自我的情感为主导意志的展现。这并不是心灵深处中那个“真我”的“真意志”,因为它受到自我的情感所束缚,并不能表现真正的意志的力量――生活偶尔必须展现自身的意志形态。――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情感停留在某种阶段的时间以及空间上,成为我们意志中的记忆,那么这种情绪或者情感就不再具有原始的,本真的活的思想意志,而是一种心理所发泄后的影子。当这种抗拒死亡的意志能力常展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时,我们往往就将身心灵寄托在某种意义的自我人格上,从而建构我们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几乎社会建构都是建立在对死亡的抗拒的本质力量上。可是问题是,这种本质力量就连人际关系也出卖了,以致于人类彼此之间就活在各种的斗争以及竞争当中
灵魂的真正的意志往往表现在对生命的领悟的方式上。这种意志往往使它有能力洞察到生命的真实意义。因为灵魂的本质就在于创造生命的原初性,带领生命进入永恒的领悟当中。这种永恒就意味着生命荣耀见证的时刻,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以短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的各种问题,而是用所有的信心来创造原本美善的生命。当我们能够以平顺的呼吸来面对外在世界时,当我们不再以自我的心态来处理外在世界的问题时,实际上我们彼此之间就存在于永恒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烦恼,也没有斗争,却能够按着自己的本分来遵守生命的轨迹。生命最大的奥秘就在于不断地进入安息。它使我们成为一个人,一个不仅仅是拥有生命,而且还是获得生命,发挥生命,改变生命的人。在生命的安息深处,我们没有哭泣,悲伤,打斗,心灵的死亡,也失去了有形无形的痛苦,虚空,恐惧以及隔阂――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就是堆砌着不同形式的隔阂,在各种恐惧中渡过难关。
不实际的社会“力量”,真实意义的存在论
当我们在过去(在那里还没有历史意识呢!)由于能与成千上万的精子相互竞赛,而成功地诞生出与社会相联系但又相对的“整体的我们”时,我们的母亲从我们的“初生”生命上必然同时看到与感受到一种生命中的“美好的完整性”;因为母亲知道这个初生的生命对于他自身受过熏陶的社会性,以及对于社会上那种现实又残酷的统治力量或关系力量来说,他对手头上那充满奥秘之生命的整体性的直接性意识其实就是显示了我们存在本身中“整体的单纯性”。这种单纯性表现在“同时”没有社会意识以及历史意识,从而没有理想型的自由意志或对自由民主追求的激情;更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意识或其手段。在那一刻,“那里”是生命与存在的同时性或同在性。既不是本体或本质,也不是单纯的现象或形式。那个婴孩,那种存在,那刻生命,本身就是同在性的,也就是身心灵的“同时”相容性。这种“同”一性就是我们存在本身的自始至终的完美性,就是“人类存在的”自身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如我所说的:美是,非常现实的。尤其是当你失去了所有“活跃着的”如此的自由意义或其形态,也就是只能以单纯的双手与心情来指挥或表现出思绪的时候,你心灵中那一股原本受社会熏陶的虚空厌烦的原始性,或者心理上的无聊感以及时空感上的孤独徘徊及其所展现的“唯一面对”――这一切都预示着你的过去没有存在过;或者你的存在只是不同历史情境的部分组合,或是其离散集合“点”。一个从不曾拥有存在本质的历史,或者在实际的存在本体中只记忆着“不断回忆的现实世界”;甚至是关于在建构的社会历史形态中的“存在”性质中,对于每个灵魂的心理上无法挖掘出关于“真实”意义的连续性发展所围绕着的存在中心性――一句话,也就是当人类在历史或时空发展上失去了“存在”这种总体意义的个别性内涵时,就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存在及其存在性走向了无法挽回的绕圈子的自我行动。这是因为“存在”作为人类可发现与外在感知到的真实意义的具体形态,他在历史中只不过是表现了知识论上的行为手段;也就是说,人只能在依据思想或感觉主义的唯意志论所设想的各种形式可能性来行动与过活,从而才能感知到自我存在(在那一刻,自我意识上的存在意识,实际上只不过是行动上的自我意识的转喻)――可是这种所感知到的自我存在,实际上是现实存在的自我性,是真实存在自身的外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中那种透过行动的存在感知,就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古希腊悲剧传统的命运式回归。当人类为了自身崇高的“理想头脑中的”目标,而只能以行动或思想及其两者间的关系形态来感知这一切基础的真实存在本身,存在就是不断地回归――而回归着的存在就是存在本身的悲剧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似乎在感觉与各种追求上失去了一切有形无形的自由时,人的存在本质才“被迫”在绝对孤寂中再次责问在行动上徘徊中非常无知的人类“良心”。(我们的无知皆由于信赖那物质性的头脑与环境)。那时我们的灵魂就会从各种形式的物质性身上返回自身的存在性,在绝对无意义的孤寂与烦躁中等待着“人类存在”自身的回答,即显现。
在牢房里,我只能存在着,因为在那里只有手脚两对,以及在烦躁恐慌的心灵中活动异常的头脑,最后就是等待着的时间。在那一刻,我的存在感知就只剩下时间,空间以及情绪和肉体组织,也就是我的灵魂只能依赖与肉体的直接性以及肉体之外的“与我相对独立的”陌生性。我二十多年来在社会上所疯狂过的对自己存在意义的感知,其印象或荣誉所象征着的存在形式,从不如象在牢房内那样的存在感知方式。单纯的手脚,活动着而非思想着的头脑,以及属于心理过程之一的等待着的时间进展――这三者完全属于以一种直接性意义兼因素的方式来表现出,甚至包围着我的存在感知;以至于我所感知到的最真实的存在自身的本性方式,就意味着“在牢房内的集中性活着”。从而使我领悟到所谓无聊与虚空在历史人生中总体的经历形式的,最深层之存在“意义”中的所有含义与内容。而这种“所有含义与内容”就是一种本体论“反映”,更是本体论自身的“反应”。因为它要求人类历史的一切活动或行动的外在性,都必须回归到具有本体论内涵的存在“反映”。相对於“在牢房内的集中性活着”的存在感知――如果“在牢房内”象征着无奈,困惑,徘徊,等待,虚空等意义的话,那么――人类在事务中所感知到的存在形式,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劳碌中的延续神经系统的各种恐惧”。这种是属于“事务上的存在感知”,与实际上是“在牢房内的集中性活着”这种属于我们无意识过程中的现实生活形式的异化性质,形成了我们的存在状态的两类平行交错的相对性,从而形成了我们内心的社会性的基础张力的基础性,以至于构成了我们存在方式的互相对立状态的同时结构的逃避结构。这是因为在世俗的各种压了下,即使自由也无法导致能“单纯活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牢房内的单纯活着”这种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反映”就不像任何哲学或理论或学术或人类经验所论述着的或实践意义上的各种内涵,更不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形式。
此种本体论“反映”毋宁是一种对现实经验领域中的存在状态的放弃性,以致保守自身原有存在之完整性的同时结构方式。我们的存在论若是一种需要去体悟的内在方式,那么此种体悟性的“存在论需要”之方式就必然在同时性中发生作用。因为这种的存在论本身就是同时性本身;而此种“同时性本身”实际上就是一切外在性之后的单纯感知,而且是对时间与空间与肉体联合方式的存在本的单纯性感知。在那一刻,各个学科的理论形态在牢房内,在世俗人类最深处的压力彷徨的不断逃避延续中瞬间沉沦到各种的想象活动,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替物及其产物。“在那里”各种知识论方法论都等同于废话形式,就连社会实践也谈不上――“在那里”,“所有一切”的唯一形式就是打发时间,笑傲江湖。叔本华若“在那里”就会变成心理上的流浪汉;福柯“在那里”也只能是回忆他的理想主义;康德与黑格尔若“在那里”将只不过是空间上的梦游者;甚至马克思若“在那里”也只能做个绘画上的沉思者。总之,一切知识论形式的理论形态“在那里”就升华成各种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集体代名词。在那一刻,“人”只是自己“在那里”,也就是“在那里”活着,而不再是各种知识道理,甚至理论的集合体,也不再是作为总体性的理念产品,却是“回归”到另一种单纯的真实性的“总体性质”,即:“人就是心理,心里就是意味着人”――因为它脱离了各种含义的总体性心理学理论的所有形式,而只能在心中接着平常心体悟着(并非仅仅是纯粹感觉着)心灵上的存在本体;这种本体的整体性质就在于他接着人类心理的彷徨,无奈,发狂等内在行动意义而再次向人类控诉他们“在世俗上”的一切活动的无知形态与所谓的社会化世俗化“良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真实的体悟就是从对存在“活动”的感性感悟,深入到对存在“本体”的直接性感悟。以上两句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于是,“在牢房内的集中性活着”的存在性感知在个体单纯意识中就显示出客观意义的“美”,且此客观上的美就是关于主体“内”之存在本体意义上的美学。严格要求来说,每个人未必要到学科中去寻找关于“美”的价值观。这是因为人们实际上所要寻找的不是关于“美”的价值观,而是关于“美的”价值观的组成因素。也就是,人类追求美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追求价值观的真实性质。而一切最真实的真实性质都必然来自于人类所遗忘了的自身的存在论性质。于是若要了解自身存在论的“原有性”,就必须从总体批判人类历史发展当中的知识论形态与社会论计谋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自身的存在论感悟的回归式调整,必然与他自身对整体社会的现实性批判(包括知识论批判)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