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卷：正文· 第25章
记得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偶尔被发现的腐败分子大体具有这些特点：从身份上，主要是一个单位可以直接接触到钱物的人，比如会计或主管财务的负责人等；腐败行为暴露前，腐败者往往胆战心惊，低眉顺眼，接人待物也格外谨小慎微；而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即使达不到法律处罚的标准，也会从此在周围人的眼里成为另类，陷于不得不灰溜溜做人的境地。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就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情形已经迥然有异。在一些地方，一些腐败分子不但趾高气扬，而且霸道专横；不但不会成为人们鄙视的对象，甚至会引来艳羡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政府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者却似乎没有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而有所收敛，一些腐败者对抗反腐败的能力也在增强。为反腐败的斗争增加了难度。
需要分析一下，腐败者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支撑力量。
首先，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腐败者不再是低眉顺眼，而是跋扈张狂，有恃无恐。山西著名作家张平说过一句话：搞腐败的人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他是有感而发的。腐败而招摇，来自腐败者的自信。为何如此自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过去被揭露或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低。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行为的败露往往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内蒙古自治区某旗一位科级干部，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由此被查出400多万元的不明财产；贪污、挪用公款高达1.6亿元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是由于情人告状败露的。如此等等，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些偶然的事件没有发生呢？
腐败现象依靠偶然败露才能被揭露，这种现象预示着，腐败的手段已经达到了更加隐秘的地步。
当然，腐败者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逃避惩罚甚至反制反腐败上。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腐败分子外逃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往往都是在关键时刻外逃。而腐败分子能够成功外逃，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巧妙安排，更多的是“有人相助”。相助者何人？有权有势者。
赖昌星能成功外逃，是由于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鼎力帮助”。有权势者为何助腐败者外逃？有论者指出，放跑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嫌疑人，一方面可以使出逃者免遭惩罚逍遥法外，另一方面又免得“拔出萝卜带出泥”，起到保护少数与之有“关联”的贪官平安的作用。
从这里人们能看到的是腐败者互相保护机制的形成，而这种机制的效力显然不仅仅由于个人的能力。
若干年前，有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充满杀气的腐败》。乍看题目有些奇怪，腐败与杀气如何联系在一起？但只要看一下现实生活中腐败举报者的命运，困惑就迎刃而解。
从揭露出来的一些案件来看，腐败者对腐败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甚至雇凶杀人，动用司法力量打击举报者，也屡见不鲜。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雇凶杀害举报者高铁柱，最后却因“有立功表现”而免去一死。而举报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的李文娟，遭遇的种种报复和打击，包括两次被辞退工作，被劳动教养1年。类似的事件无疑对反腐败者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慑作用，以至连李文娟本人也无奈地说，如果重新选择，再也不选择举报了。
做人人品要正，当领导的领导德要兴。历史证明，道德是安国兴邦之基。德兴业兴，德毁业败。
我觉得对反腐败问题不能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愿。腐败分子们是一个个利益集团，与腐败集团的斗争，时时刻刻都充斥着凶险。你看，严嵩为首的奸党，从上到下把持着两京一十三省，他们把国库贪墨空了，便推出“改稻为桑”的所谓国策，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掩盖自己的贪墨罪恶，一方面是要利用这一国策的“合理合法性”，再来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他们不仅在“贪”上费尽心思，而且在掩盖自己罪行上，在对付正义力量上，也是“机关算尽”。
因此，要同腐败集团、腐败分子斗争，必须有海瑞那样无畏的勇气。海瑞对腐败是“零容忍度”，他反腐败最彻底、最坚决、最无畏、最执著。他的报国忧民的伟大胸怀以及铁骨铮铮向腐败宣战的壮举，体现了一种崇高，展现了一种气势，展示了一种力量，昭示了一种精神，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贵的。
我当领导这些年，时常给老婆孩子上“如何杜绝腐败”课，教育他们要守得住清贫，贪欲膨胀是堕落的开始；顶得住诱惑，不为名、权、酒、色、财、气所动；不把公权当做私人谋利工具；工作失职、工作无业绩也是腐败。莫伸手，免费的午餐，只有捕鼠夹上才有。3挑战潜规则
潜规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个个都感觉得到的规则。
一位领导总结了当前的权力场上流行的三条语言朴实、内涵丰富、活生生的潜规则。
第一条：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
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夏一松，当县委书记时，他确实想为人民做点事，个人要求很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利辛县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他任职180天，收到了数十万元的红包重礼，他全部上交了。结果，他这个县委书记当不下去了，他只好把辞职报告放到桌上自己辞职。这就应验了这位领导总结的第一条规则：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他说你开口去索要别人的东西，恐怕是风险太大了。但是自觉送来的一些红包礼品收了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这里好像正常的一样。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检察日报》曾经刊登过的。
广东省揭阳市委宣传部长邓伟斌，在任普宁县委书记时，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县委书记。当他上任之后，就发现势头不对，端午、中秋节、春节这三个节日在广东是很受重视的，所以一到节日，上门送红包的就络绎不绝。他认为这样不妥，就采取谢绝的办法。来了送红包的，就跟他们解释，我们都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主要搞好工作，我们就增进了友谊，这样搞是不对的。
但是，第一个来的工作还没做完，后面又来了一个，只好把红包放起来，这第二个还没有做完，又来了第三个……
他又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就是你给我送了5000元红包，我下次在你小孩过生日、你父亲过生日、家中有什么红白喜事的时候，把这个红包退给你，就好像一种礼尚往来，我不要你的。结果这个办法也不行。为什么呢？他给下面的干部送了红包，那个收了红包的干部下次送红包就翻番，甚至翻几番。他认为：你看县委书记那么瞧得起我，于是他肯定就出于一种感激，何况本来就想跟他搞好关系，就翻几番来返回。因此，邓伟斌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只好采取上交纪委的办法。凡是送来的红包，他都交到纪委去。
结果他这个行为，遭到了在省里工作的老上级，还有一些同事，一些老朋友、老同学的劝阻。有的是写信，有的顺便路过的时候上门劝告他：你这样搞不行，你会玩不下去的。后来他离开县委书记职位后，调任到市委当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的时候，案子发了，以受贿罪被抓。他惹了祸无疑，但是什么因素让一个不想惹祸的人惹了祸呢？
我看了这个案子体会很深。“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风气。
第二条，教子教孙，都要教导他们跟一把手搞好关系。
因为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主要是听一把手的，一个干部评价、提拔，其主动权掌握在一把手手里，下面的人的评说只是参考。
对于这一条我的体会太深了。因为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群众口碑好、民意测验优秀的干部，如果没有与一把手搞好关系，也是难以得到重用的。
第三条，与我共事的都是“好人”。你要坚持原则，你要说别人的不对，你肯定招致别人的怨恨。
这三条体会语言朴实，寓意深刻，客观地反映了现状。
现状归现状，我是不信邪的人，我们都应该做挑战这样的潜规则的人。
我认为，作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进不了文件、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所谓“潜规则”，是一种消极的、腐败的、反规则的社会现象。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的背后是这样那样的利益，它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种潜规则的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言传的“黑规则”、“恶规则”、“暗规则”，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它对社会的危害就是显而易见的。
潜规则虽无形无踪，无名无分，逆情悖理，但由于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导致了少数干部奉行“朝中无人莫当领导”的信条，当领导立身找个靠山，买领导、卖领导成为交易。有些人遇事“不找组织，而找关系”，做事不求“群众拍手，但求领导点头”。这些潜规则的存在，无形中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潜规则”贯彻的是“以我为本”的思想，是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规则”。它使人们把正常的事当做不正常的事来看待，按潜规则行事的人即使触犯显规则，有时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相反，有时还会因获得大量灰色利益而得到一些人的“羡慕”。这种现实影响着人们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消解着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公平、人道、规则等基本理念。
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想为民办实事，有心反腐败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去掂量这两种风险的机会成本。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求真务实，不敢秉公办事，不得不逐渐忘掉显规则，逐渐适应潜规则，唯上而不唯民，唯腐而不唯廉，陷入腐败堕落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如果让潜规则盛行，正义和德行难以得到鼓励和张扬，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
而前面提到的海瑞，就是一个敢于挑战潜规则的斗士，一位不被权力场“潜规则”同化的奇人。海瑞因此成了奇人而流芳百世。
海瑞出身贫寒，苦读圣贤书，直到37岁才当上了举人，41岁才当上福建南平的教谕，混进了“公务员”队伍。此时，海瑞作为一位“教委主任”，也只能算是身处清水衙门，他只需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就行了。
可海瑞毕竟是海瑞，非要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对学生督学甚严，以至于被学生送了个绰号——“海阎王”。此后，海瑞每到一地当领导，都严格整肃吏治，搞得周围的领导感到很不舒服，有的干脆就辞职不干。但海瑞毫不动摇，到了皇帝身边还要直言进谏。
嘉靖非常震怒，但考虑到海瑞是个清白的官就保留了他的项上人头，革职关押，直至嘉靖死后才被放出来。前半生曾在权力场“跌倒”的海瑞依然我行我素，奉行卓尔不凡的“当领导准则”，后来仍由于得罪权贵屡被罢官或者受到弹劾，死的时候身无长物，一贫如洗，但有无数百姓前去为他送葬。
在那些精于“领导之术”的人看来，海瑞的做法显得有些“死脑筋”、“一根筋”，不善于协调关系，也不善于保护自己，四面树敌，真可谓是不谙当“领导之道”的“蠢材”。
在我看来，海瑞真是一位奇人，也是一位在封建社会里凤毛麟角、难得一见的清白的官。他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彪炳史册、永驻人心。
时下，在一些干部中盛传着“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的“口诀”，封建社会的权力场的“保官术”也被一些人奉为圣典。对此，我们很有必要扪心自问：自己真的能做到时时处处都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吗？我们有时屈从人情和权势而行，违背原则和良心而动，还以“适应社会”来聊以自慰。比照海瑞，我们真的该感到汗颜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主席王正伟说：当前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披着制度的合法外衣来操作的。一些部门、一些人既是制度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怎么体现监督？怎么体现公平？怎么可能不产生不正之风？因此，他强调：“对行业不正之风，既要敢管，还要善管，要有挑战行业‘潜规则’的勇气。实践证明，‘潜规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王正伟这番话可谓掷地有声。
战胜“潜规则”不能靠匹夫之勇，不能仅仅通过道德的召唤制造出几个典型，更不能让那些挑战者被撞得头破血流后，加剧公众的绝望，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创建保障挑战者的制度，让更多人能依托这种制度鼓起勇气挑战“潜规则”。这种制度应能保证挑战者战胜“潜规则”并且自身不受其害。
我当领导是这样做的：
挑战“捂规则”，绝不报喜不报忧；
挑战“号规则”，功夫不在嘴上，业绩不是吹出来的；
挑战“杯规则”，干部的业绩不是比“啤酒肚”的大小；
挑战“圈规则”，不把精力放在拉帮结派上；
挑战“奴规则”，认理不认人，无私则无畏。4.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
近年来，一些领导放松了道德修养，使得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执法犯法、公款吃喝等腐败现象沉渣泛起，而且逐渐形成了如下特点：
一是涉案高层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大案必与政连，要案必与领导通的现象；二是涉案资金巨大的倾向，动辄几百万，往往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腐败涉案的金额就越大。
权力的实质就是由于权力主体控制某种资源而具有的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是各种权力的行使主体，领导的行政级别越高，他的权力就越大，所掌握的影响别人的资源就越多，如果他们想腐败，他们就越容易腐败。权力腐败现象不仅干扰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毒化社会风气，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党的公信力。
有人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审视佞领导，总结出骄、奢、淫、逸、赌、渎、贪七种特征。
骄
飞扬跋扈，骄横霸道，俨然一个土皇帝，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凭想当然办事情，动不动就拍脑袋，刚愎自用，唯我独尊，讳疾忌医，听不进批评话，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击报复，实施加害，容不得所谓杂音。像程维高、慕绥新、杜保乾就是这类佞领导。
奢
奢侈华丽，劳民伤财，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整天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讲排场、摆阔气，比富斗富，公款吃喝，超前消费，坐豪华车、吃天价饭，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
淫
领导德行缺失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色情腐败现象严重。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生活作风不检点，包二奶、养情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查处的贪官，绝大多数都栽倒在好色上。有专家称，领导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伊始，这已成为一个定律。色情腐败的层出不穷和愈演愈烈，与社会对领导的情感生活注意和监督不够有关。
逸
贪图安逸，随心所欲，游山玩水，玩物丧志，追求舒适享乐，贪图安逸清闲，一心经营家庭的安乐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不思进取，无所用心。官僚主义，工作漂浮，作风不深入，满足于听汇报，对群众感情麻木，当领导当老爷。
赌
嗜赌成性，利令智昏。整天热衷于打牌赌博，甚至挪用公款，出境豪赌。如马向东从1996年至1999年先后17次到港澳赌博。成克杰到澳门豪赌，输掉数以千万计的公款。
渎